本报记者 周子勋

央行日前公布的居民5月份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都实现超预期大幅反弹，预示着整体金融需求和经济活动正在从疫情影响下快速恢复。储蓄存款

令人关注的大幅是，人民币存款同样出现大幅增长：5月份，增长人民币存款增加3.04万亿元，意味同比多增4750亿元。居民其中，储蓄存款住户存款增加7393亿元，大幅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.1万亿元，增长财政性存款增加5592亿元，意味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2568亿元。居民前5个月，储蓄存款居民存款累计增加7.86万亿元，大幅同比增长50.6%，增长增加额也超过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的意味情况，2020年前5个月居民存款累计增加6.15万亿元。

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，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长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，其中一大原因是疫情影响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。今年3月份以来，随着疫情持续蔓延，企业经营受到较大影响，居民收入来源受限，消费动力不足，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。根据央行2022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，倾向于“更多储蓄”的居民占54.7%，比上一季度增加2.9个百分点；倾向于“更多消费”的居民占23.7%，比上一季度减少1个百分点；倾向于“更多投资”的居民占21.6%，比上一季度减少1.9个百分点。居民存款大增也进一步佐证了当前消费、投资实际需求不足的问题。此外，股市疲弱致使居民减少了对资本市场理财产品的购买；房地产市场运行疲弱也使得居民持币观望意愿增强。

“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已经形成中长期趋势，而不仅仅是短期现象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汤铎铎对本报记者说，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全部人民币存款余额的比例来看，二者之比从1995年第三季度最高的60.4%，一路下降到2017年年底的39.2%。然而，从2018年开始，该比值扭转下降趋势，开始逐步上涨，到2022年一季度已经上升到45.4%。

汤铎铎表示，居民储蓄存款出现这种中长期的结构性变化，说明我国经济正在经历重大变化。从2018年至今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新三期叠加”阶段，即增长速度换挡期、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外部冲击频发期。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至今，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、密集的多重外部冲击，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，其强度和频度是前所未见的。从全球视角看，这意味着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，全球经济社会进入相对动荡的阶段。

“面对‘新三期叠加’，尤其是外部冲击频发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，每个经济主体都会在安全和效率之间作出新的平衡，以增强自身抗击冲击的韧性。”汤铎铎说，居民可能会更多储蓄，企业可能会保持更多库存，金融机构可能会保留更多准备金，政府可能也会预留更多政策空间。因此，居民储蓄存款增加是居民面对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的调整和应变，反映了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后的预防和谨慎。这种调整可以增加经济的韧性，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中枢。频发的外部冲击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重要原因。

梁斯指出，居民存款规模变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，包括银行资产扩张以及负债结构调整等，所以并不一定完全由经济因素影响。但今年以来，居民储蓄存款规模走高，确实存在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的现象。一方面，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%，居民消费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居民消费需求持续疲弱不利于提振总需求，这会对经济恢复进度带来不利影响。另一方面，居民对股市信心不足将减少投向资本市场的资金规模，这不利于更好发挥股市对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。

如何逆转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趋势，进而提振消费？在梁斯看来，一是宏观调控政策要持续发力，加速推动经济运转恢复正常，确保居民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，增强居民消费意愿，降低预防性储蓄。二是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变化，确保股市长期稳健发展，增强居民对于资本市场长期向好的信心。三是支持合理住房需要，尤其是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，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健康发展。

汤铎铎认为，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扭转预期、通过改革和政策创新进一步拓展政策空间、有效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，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宏观调控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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